莫永江在赤峰等了孙国发两天。他给孙国发打电话,孙的电话已经停机,莫永江又给孙国发的手机充了20元的话费,孙的电话关机。后来孙国发的弟弟孙国树找到莫永江,莫永江此时才知道孙国发失踪了。
根据判决书,刘景富、孙国发和张凤云到林东镇后,刘景富打车让张凤云回到解放村,他和孙国发到“天骄把肉城”与另外几人喝酒。晚上10点多钟他和孙国发开车走了,在路上,孙国发吐到了刘景富的车上。凌晨5点钟左右,孙国发醒了,刘景富埋怨孙国发吐到他车里了,二人就此争吵起来。后来孙国发说第二天要去找莫永江一同上访,这彻底激怒了刘景富。
根据刘景富的供述以及他妻子的证言,因为孙国发要上访刘景富整天跟着他,连自己父亲病了都没时间照顾,而回家照顾父亲的几天也要把孙国发带回自己家去住。听到孙国发扬言再去上访,刘景富越想越生气,就去办公室拿了一把水果刀,在孙国发腹部捅过一刀之后便失去理智。孙国发死亡后,刘景富将尸体藏匿。而后,面对孙家人上门询问孙国发的去向时,刘景富的答复是:“政府给孙国发租了一个楼房,好吃好喝地供着呢。”孙伟东介绍说,他们去镇政府要人也得到了同样的答复。
这一谎言直到2013年4月25日孙国发的尸体被找到,刘景富案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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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访和信访的拉锯战
孙伟东不厌其烦地一次次诉说着他经历的或者他从别处听来的有关父亲的上访遭遇。而长江商报记者也从孙伟东带来的一堆凌乱的材料里发现了孙国发曾经被拘留的通知书以及入住赤峰市安定医院的病例。据2011年4月的一份病例显示,孙国发被赤峰市安定医院诊断为高血压和偏执性精神障碍。陪同人员是曹国生,并做了病情陈述。按照孙伟东的说法,孙国发是因为上访被政府强行送进了精神病院,且不止一次。
在入院记录中的“重要精神症状描述或问答实录”中,透露出孙国发的不情愿:“让自己住精神病医院觉得很无奈,表示配合住院”。曹国生是巴林左旗政法委法学会秘书长,主要工作是协助负责涉法涉诉信访工作和执法督察工作。他在电话中否认了将孙国发关进精神病院的事情,也否认自己曾经陪同孙国发去赤峰市安定医院。他告诉长江商报:“是孙国发自己觉得自己有病了,想去医院检查检查,镇政府才有人带他去精神病院检查。”
但此说法也被十三敖包镇党委书记许强否认了,他告诉长江商报:“镇政府从来没有人带孙国发去精神病院。”同时被曹国生和许强否认的还有刘景富的身份问题。在判决书中,刘景富自称是政府的“维稳人员”,其妻子也证实此事。就是因为这一特殊身份,才导致和上访者孙国发之间的冲突。
曹国生告诉长江商报记者:“只是有时候镇政府委托刘景富看看孙国发是否在村里,不在村里要及时向党委政府报告,因为同村,孙国发出去上访,他去接一下比较方便。”而对于孙国发曾经被关养老院一事,曹国生的解释是:“只是找个地方给孙国发做解释工作,陪孙国发聊聊天,做好疏导工作,让孙国发住养老院只是一种教育方式,属于临时帮教。”
曹国生介绍说:“孙国发持续不断地上访的确给当地政府带来很大的压力,我们不仅要照顾孙国发的日常生活,还要带他去看病。这些年,我们对待孙国发像对待家人一样,有时带他吃顿饺子,到哪个信访干部家或者是政法干部家说没吃的了,那都没得说。吃的用的,谁跟谁出。对待孙国发的问题上我们问心无愧,我相信刘景富也问心无愧,在孙国发身上没少费心,花钱。”
“上访户的生活如果都这么好,那大家都去上访好了。谁家没遇到过不顺心的事儿,不是万不得已,谁愿意走这条路呢?”孙伟东激动地告诉长江商报记者。
现实的问题摆在眼前,孙伟东还要继续生活。但巨大的生活压力却让他无以为继。在2014年3月26日的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中,有关民事赔偿部分的判决金额是23526元。孙家人认为赔偿金额太低,随后提起上诉。2014年7月8日,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我父亲的尸体还未火化,两万多的丧葬费也远远不能解决问题。我奶奶已经82岁了,虽然住在叔叔家,但我爸同样也有赡养义务。我真的要在我爸这条路上走下去吗?”孙伟东问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