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平南县“天天”托管所留守女童遭宿管老师长期性侵

　　但在各地开展活动的过程中，孙雪梅逐渐意识到，仅有针对儿童的教育并不足够。

　　“这个防性侵的教育持续的，和讲交通安全、防水、防火、防意外等教育是一样的，它也不是单方面就能完成的。” 孙雪梅说。

　　儿童性侵害并不是单靠教育就能解决的问题。在漫长的疗伤过程中，未成年人还面临的实际状况、涉及的复杂需求，需要司法、民政、教育等多部门的联合介入。

【恶魔落网，仅仅是个开始】

　　遭遇侵害后，小月四次被公安机关叫去问话。

　　“每次都是同样的问题”

　　小月说，多次询问让她觉得十分痛苦，每次回答那些问题，都让她觉得“非常不好”。

　　但事实上，我们国家专门对未成年人的性侵案件，有专门特殊的司法程序。通俗地讲，它一般遵循着一次性询问的原则，目的正是为了避免过多询问唤起痛苦经历，给孩子造成二次、甚至三次伤害。

　　律师秦建龙代理过多起未成年人性侵案，他发现，除了小月所说的“多次询问”，执法机构还存在着对未成年受害者其他保护不到位的情况。

　　“比如说，公安机关在取证的过程中，没有注重保护未成年人的隐私，开车警车、带着警帽、去学校、去家里，这样的话，让周边的人都知道这小孩子被性侵了。”

　　在朴素的善恶观中，犯罪分子得到法律惩治，便伸张了正义，是不错的结局。然而，就性侵案而言，恶魔落网，仅仅是个开始。即便得到了一纸判决，孩子的心理也很难得到有效的恢复。

　　因为在性侵事件中，儿童受到的伤害，其实不仅限于性侵本身。它涉及到司法程序、隐私保护、心理咨询、转学、复课等多方面的需求。如果后续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孩子心理的阴影可能一直挥之不去。

　　在国外，已有一些法院设立了一站式的服务中心，有一些不同专业的社会组织在法院、少年法庭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司法机构里设立自己的办公室。当儿童受到了性侵，可以再这里一站式地获得综合的服务。

　　目前，这样的方式在浙江、北京等少数地区已经开始试点，但目前来看，推广开来或许还需要时间。

【除了司法保护，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何思云，平南县思旺镇中心小学数学老师。

　　2017年5月，一个偶然的机会，她碰巧听见学生们无意间说，晚上的时候，会被生活老师摸。

　　她立即选择了报警。

　　但与何思云相比，平南县当地的教育主管领导，在这个问题上的反应让人诧异。

　　何思云说，由于当时学校没有态度，她就想到了上一级。给教育局局长打电话未接，发短信未回。

　　李杰清是平南县教育局局长，她对此事迟来的建议是：由家长报警。

　　这难免令人失望。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对未成年人有教育管理，监管的单位和个人，他们对未成年人受到侵害，是有报案的义务的。如果连教育监管部门都对自己负有的强制举报义务不清晰、不履行，那么完善对孩子的保护就无从谈起。

　　其实，即使是对于不从事教育等特定行业的人，也都有权利和义务对儿童遭受的侵害进行报告。来自公民的举报应该成为预防和及时发现儿童性侵事件的重要一环。

　　去年8月，南京火车站猥亵女童事件在网上曝光后，引起全国关注；其后，重庆医院猥亵女童事件也被曝光。这些事件的共同点在于：虽然旁观者众多、却无人现场报警，是经过网络的发酵，才得到关注与惩治。

　　如果发生在公共场合的儿童性侵都不能得到及时报告和制止，那我们更无法期待发生在更隐蔽场所的侵犯被有效监督。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17年11月发布的调查显示，儿童性侵犯熟人作案高发，在世界各地都高达90%以上，许多就发生家庭内部，长期隐蔽，仅靠执法机构难以及时发现。这就使得民众自发的监督和报告显得尤为关键，否则，对儿童伤害的关注和保护将无从谈起。

　　就世界范围而言，儿童性侵害都是一个复杂的难题。无论是事前预防，还是事后救助，都涉及到立法、司法、教育监管、社会保障等各个环节的协同努力，也和民众的观念意识、重视程度、知识普及等因素息息相关。只有每一个部门都妥善履行使命、每一个民众都意识到自己分担到了一份责任，孩子心理的伤痕，才可能得到真正意义上的修复与抚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