琉球染织里的福建因子

　　琉球“红型”织物上色

　　福建安溪蓝印花布

　　冲绳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染织当数“红型”（Bin-gata）。在当今琉球语中，通常将其理解为“红色的型染”。然而，若结合音韵流变与历史背景加以考察，这一解读则可能存在历史性误读。

　　在琉球语里，福建之简称“闽”发音为“Bin”或“Min”，比如“闽人”读作“Bin-jin”。考虑到早期福建移民对琉球染织的发展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冲绳文化研究泰斗镰仓芳太郎推测：彼时“Bin-gata”很可能指“闽型”，可理解为“来自闽地的样式”或“闽人的印染技艺”。后来，此工艺普遍采用来自中国的朱砂等红色染料，故以视感之“红”替代地域之“闽”，遂在文字定型之时书作“红型”。

　　福州的考古发现为其提供了无可辩驳的实物铁证，将琉球染织的技法源头直指南宋福建。1975年，福州北郊浮仓山南宋宗室贵妇黄昇墓出土了多达354件丝织品，其中包含大量使用“镂空版擦涂色料”制作的印花织物。这种工艺的技术特征与琉球“红型”核心工序“型附”高度吻合，均使用耐水纸板雕刻出精细纹样，覆盖于织物之上，再以刮刀将色浆填入镂空处。

　　更为精妙的是黄昇墓织物所见的“印金敷彩”技法，工匠先以阴刻凸纹版印出金胶轮廓，待其干固，再执笔于轮廓内进行手工彩绘。这种“印”与“绘”相结合的复合工艺，恰在琉球“红型”独特的“隈取”技法中寻得回应。这充分说明，琉球“红型”并非简单的彩色花布，而是完整继承了福建地区自宋代以来印染工艺的传统。这种技法在尊崇中华古制的琉球，依靠闽人移民的坚守得以完整保留。

　　不仅是宫廷珍品“红型”，琉球民间广为流传的“蓝染”技艺，其脉络中同样涌动着福建的基因。明清时期，蓝印花布在福建城乡处处可见，其制作工艺随着海上贸易传入琉球，逐渐演变为独具特色的“琉球蓝染”。虽然琉球工匠因地制宜，将染料植物从常见的蓼蓝替换为更适应当地气候的马蓝，但核心技艺的框架得以完整保留。

　　植物学的深入考证表明，琉球广泛种植的“琉球蓝”，其生物学本体实为爵床科的马蓝，俗称“板蓝”或“山蓝”。这种喜湿耐阴的植物原产于福建安溪、永春等地的深山，与日本通用的蓼科蓼蓝在物种基因上截然不同。

　　更具说服力的证据隐藏在制蓝工艺之中。琉球工匠并未采用日本主流的“堆肥法”来制作干叶蓝料，而是完整沿袭了福建客家与畲族染匠世代相传的“沉淀法”，将马蓝茎叶浸泡发酵，加入石灰搅拌后，沉淀制成膏状的“泥蓝”。就工艺细节而言，“琉球蓝染”所沿用的“防染糊”配方，与福建民间的传统蓝染工艺一脉相承。

　　一项成熟技艺的嫁接与发展，不仅在于技法的传承，更重要的是稳定的原料供给。琉球群岛作为海岛，物产有限，其染织业的繁荣主要依赖于以福建为中心建立的物料输送网络。从清宫档案中所收录的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琉球使团在华采购物料清单，清晰可见这条跨海贸易网络之紧密与规模。“银朱五百六十斤、石黄八百斤、石青二十斤”，这些数据涉及“红型”工艺的核心，且与琉球王国官方外交档案《历代宝案》中的记载互为印证。

　　值得关注的是，各类进贡与采办清单中，常伴随朱砂出现的是大宗“明矾”的记录。明矾是传统染色工艺中不可或缺的媒染剂，即固色剂。由于琉球群岛多为珊瑚礁地质，本身极度缺乏此类矿藏，其染织业所需的明矾几乎全从福州进口。朱砂主要成分为硫化汞，这是“红型”神圣的红色之源；石黄则赋予其标志性的明黄底色。二者均为琉球本土少有的矿产颜色原料，其主要来源地也正是福建。正因为使用了这些来自福建的矿物颜料，“红型”才得以呈现出独特的“着色覆盖”效果，而非普通的“染液浸润”，从而拥有了历久弥新的金石之色。

　　清单中还出现“虫丝一千五百八十斤”和“明矾一百斤”的记录。前者说明，虽然琉球盛产芭蕉布，但其王室与士族阶层所推崇的高级服饰，其原料蚕丝严重依赖江南经由福建的供给；后者则是中国传统染色中必不可少的媒染剂。没有掌握中国传授的明矾媒染法，单纯进口染料是无法染出经久不褪的色泽。这些精准的数据，环环相扣地还原了历史的真相：琉球的染织作坊，实质上是福建庞大纺织印染手工业在海外的延伸。福建的材料特性，直接或间接塑造了琉球染织的审美特征。

　　时至今日，在冲绳那霸的首里城下，“红型”宗家“知念家”与“城间家”的后人，依然恪守着祖辈传下的规制。他们使用的刻刀，仍在福建传入的垫板上游走；他们调制的颜料，依然离不开曾经依靠福州供给的矿物粉末。这些染织世家多与数百年前定居久米村的“闽人三十六姓”有着千丝万缕的师承或血缘联系——

　　位于闽江口南岸的长乐梅花古港，史称“闽江南喉”，在长达5个多世纪的中琉交往史中占据着枢纽地位。据《使琉球录》记载，自明成化年间起，这里不仅是中国册封使团开洋赴琉的主要港口，更是福建工匠与“闽人三十六姓”扬帆远航、将中华技艺播撒至海外的历史起点。在这条跨越沧溟的航线上，随波而至的不仅是瓷器与丝绸，更有深厚的纺织印染智慧，正如被视为琉球国宝的染织“红型”，其绚丽色彩的背后，实则深埋着一条源自福建的文化基因脉络。

　　技艺的迁徙，从来都是跟随着人的足迹。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朱元璋将“闽人三十六姓”赐迁琉球，这批来自福州、长乐与闽南等地的移民择那霸港畔的浮岛建起久米村。史册所载：这三十六姓之中既有深谙经史的儒士，亦不乏身怀绝艺的工匠。久米村由此渐渐成为琉球王国境内一片技术的飞地与文化的沃土。在此背景下，琉球染织业逐渐形成了“知念”“城间”“泽岻”这“三大宗家”鼎立的格局。

　　这些被王府钦定为御用染师的家族，或与闽人后裔世代通婚，或直接师承于闽籍工匠。以“知念家”为例，其家族至今仍珍藏并传承着源自中国的“印金”技法，这种在织物上敷贴金箔的高难度工艺，正是伴随福建工匠的脚步渡海而来，成为家族世代恪守的“唐手”绝学。

　　源自福建的养蚕缫丝之术、棉花栽培之法以及蓝靛发酵的工艺，也随着这些移民的双手，在琉球的风土间默默扎下根来。更重要的是，明清时期，琉球持续往福州派送“勤学”留学生，暂住在福州琉球馆（又称柔远驿），并深入民间作坊，寻访匠师，潜心学艺。正是这种持续数百年的密切往来，为福建染织技艺渡海赴琉架起了一座人文桥梁。

　　当年轻的冲绳工匠在亚热带的阳光下，小心翼翼地刷上“防染糊”时，这项源于福建、兴于琉球的技艺，便不再是博物馆里冰冷的陈列品，而是活在当下的文化实证。那一匹匹流光溢彩的“红型”，正如久米村孔庙中袅袅不绝的香火，成为连接福建与冲绳直观生动的历史信物。

　　（作者单位：福州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