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乾嘉时期,中国传统学术达到顶峰。而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与近代西方的科学方法颇有相似之处,以致丁文江说:“许多中国人,不知道科学方法和近三百年经学大师治学方法是一样的。”胡适也推崇清代经学大师,称为合于西方科学方法。乾嘉学派的兴起,有的学者干脆就认为是受到西方科学的影响。而在当时的西方科学中,数学是最重要的领域之一。乾嘉学派中的许多学者,都对数学有浓厚的兴趣。
受考据学的影响,乾嘉乃至道光时期中国学者在对先前引进的西洋数学进行进一步消化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个研究传统数学的高潮。焦循、汪莱、李锐、李善兰等人,都有重要贡献。其中李善兰在《垛积比类》(约1859年)中得到三角自乘垛求和公式,现在称之为“李善兰恒等式”。
清代数学家对西方数学做了大量的会通工作,并取得许多独创性的成果。嘉庆四年(1799年),阮元与李锐等编写了一部天文数学家传记《畴人传》,收入了从黄帝时到这一年的已故天文学家和数学家270余人(其中有数学著作传世的不足50人),和明末以来介绍西方天文数学的传教士41人。这种将中西数学家合在一起写的方法,表现了明清传入的西洋数学,已经与中国的传统数学融为一体,成为乾嘉学术不可分割的部分。由此来看,我们对于《野叟曝言》所反映出来的18世纪中国读书人,虽然与传教士没有交往,但对许多源自西洋的数学知识知之颇多的情况,也就不会感到诧异了。(李伯重 作者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