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余年来,减负令内容根据时代特征和教育观念的变化进行调整
为什么会这样?其实,自1955年7月教育部发出新中国第一个“减负令”——《关于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以来,60余年间我国中央及地方相关部门出台的学生“减负令”多达上百道,围绕学习时间、考核方式、教材内容、课外活动、教师水平、学校领导等方面做出了一系列细致严谨的规定。
分析历次的“减负令”,不难发现政策内容和方针,依据时代特征和教育观念的变化进行了调整。从5年前出台《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把缩减在校时长、课程设置、竞赛次数以及限制作业量、教辅使用量等当作“药方”,到今年2月发布《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针对孩子提前放学无人接送的“三点半难题”、校外培训机构泛滥等伴生问题“开刀”,范围和深度都在拓展和突破。
纷沓而至的减负考卷成绩如何?根据21世纪教育研究院近日发布的《我国中小学生“减负”问题研究报告》统计,过去3年,我国中小学生学习压力稍有好转,2015年日均花3.03小时写作业,2017年降至2.82小时。然而,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中小学生日均写作业时间还是偏长。
事实上,减负问题是东亚文化圈普遍突出的社会问题,学习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要付出努力,克服困难。“日本、韩国等国均曾出现过学生学业负担过重的状况,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也是日本开启‘宽松教育’和韩国实行‘初中自由学期制’改革的重要原因。”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副教授滕珺分析,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转型必然要求教育进行相应的改革,因此,我国频频出台的减负政策本质上是社会转型的产物,这也是世界各国教育改革的基本趋势。
减负不只是简单压缩学习时间,而是在有效时间提升学习质量
提及减负,大部分人第一时间会想到两个方面,一个是作业繁忙,时间过长,超过学生承受范围,造成生理负担过重。第二是焦虑过度,情绪失衡,造成心理压力过重。那么,什么样的学习负担才算过重?减负的范围如何界定,指标如何确立?过于强调减负,是否会影响学生正常学习?
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今年两会上的发言厘清了这些疑问。他认为,“违背教学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超出教学大纲、额外增加的内容,我们把它叫作负担。在正常范围内的,我们把它叫作课业、学业,叫作必须付出的努力。”因此,减负绝不只是在课程、教材、考试等方面修修补补,简单地压缩学习时间,降低学习难度,而是减少那些枯燥的、乏味的、反复的、机械的学习,在有效的时间更充分地提升学习的质量,让学生既付出努力,又学得愉快。
在滕珺看来,很多家长关于负担过重的抱怨或“这头减了,那头又增”和焦虑,根源正在于对减负的认识错位。她说,“学校教育除了教书,更得育人。而育人就意味着要做的不是简单的加减法工作,而是让学生在学校的生活发生真正的‘化学变化’。”滕珺提醒,“尽管21世纪核心素养越来越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知识的学习不重要了,在这个知识更新换代如此频繁的时代,我们对学生知识掌握的要求不应下降,而应是大幅提升,因为这是一切合作创新的基础。”
实际上,教育的担子不仅是孩子一人在挑,家长、老师、学校等全社会都在承受负荷过重的阵痛。陈宝生呼吁,减负需要各方面合作、共同努力。要抓住学校教学减负、校外减负、考试评价减负、老师教学减负、家长和社会减负5个方面,“整个社会都要提高教育素养,树立正确的成才观、成功观,不要听信那些似是而非的理念,要按照教育规律办事,按照学生身心发展规律来办事,让他们健康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