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一位爸爸成为“网红”:为让儿子能上重点小学,他打算用500万元买学区房,却遭房主跳价。他将此番经历写成博文,引发又一场对教育的全民关注。
对此,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认为,每年2000亿元的海外留学消费、频频见诸媒体的天价学区房等新闻,无不反映出一个迫切的现实——教育供给侧亟需改革。
在接受《解放周末》独家专访时,他借用了这样一句名言:“未来不是我们想要到达的地方,而是我们要创造的地方。”
而我们能够在未来创造出什么样的地方,取决于我们在今天接受了什么样的教育。
教育应该给大家更多选择
解放周末: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很多家长把自己圈定在“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的择校线路图上,为此而背负沉重的压力,学区房便是其中之一。教育部正在试点“多校划片”政策,试图缓解天价学区房现象。对此您怎么看?
朱永新:其实,问题的关键在于优质教育资源太少、太集中了,而不在于择校。甚至从长远来看,不应该限制择校,而应鼓励择校。
教育就该给大家更多的选择,让不同的孩子能够选择适合他的学校。就像买东西一样,如果限制大家选择商品,那商品的品质就很难有保证,教育也是一样。
解放周末:现实中的择校可能出于一种无奈:如果不想尽办法挤进有限的几所设施好、水准高的学校,就会落入各方面都差强人意的普通学校。
朱永新:不同学区的学校,教育品质不一样,这是一个全世界范围普遍存在的现象。发博文的那位父亲,如果他移民成功就会发现,西方发达国家平民区的学校和富人区的学校,品质也是不一样的。
当然,我们目前凸显的问题是,公办学校的质量参差不齐,差距太大了。但我认为,实行“多校划片”,孩子进哪所学校由摇号来决定,只会让老百姓有一种把自己交由命运的无力感,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我觉得应该重新进行资源配置,让公办学校至少先在教师资源配置上做到相对均衡,不能让优秀教师集中在少数几所公办学校。
解放周末:短时间内要打破这种不均衡似乎有难度。
朱永新:一定会有一个过程,而且,要求所有的公办学校最终在品质上都是一样的,也是不现实的。
解放周末:那择校问题究竟该当如何解决?
朱永新:应该努力为百姓提供更多的选择。
国外最好的学校大部分是民办学校,很少是公办的。
我们现在90%以上的大学是公办学校,如果倒过来,70%的学校让民间力量来办呢?他们自会各显神通,政府运用法制手段适度管理就行了。
优秀的民办教育成为公办教育的竞争对手,会刺激公办学校提升品质。
现在政府设置的门槛有些高,民间力量进不了教育领域,民间一些好的教育理念、方法和探索难以被行政部门所关注和重视。
未来是课程的竞争
解放周末:也就是说,择校不是问题,教育资源的不均衡才是问题所在。
朱永新:是的。要消除这种不均衡,其实是有办法的。互联网时代,不用好互联网手段就太可惜了。
学校是人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特别是伴随着大工业产生的现代学校,一开始是为了让人尽快地掌握知识和技能。这样的制度与大工业相适应,强调的是效率和集体。但进入互联网时代后,人的学习更加多样化、个性化,好的教育应该要满足个性的需求。
未来学校的竞争不是学校品牌的竞争,而是课程品牌的竞争。可以把目前的学校变成一个个学习中心,一个学生可以在若干个学习中心同时学习。学习中心给孩子们提供一起玩耍、交流、分享的场所,但学习任务是个体化的。
解放周末:听起来似乎有些不可思议。
朱永新:其实不然。有些国家、有些人已经开始这方面的探索了。比如谷歌创始人之一的Max Ventilla创办了Alt School,每个学生有自己的课表,跟其他人都是不一样的。我刚刚从美国密涅瓦大学考察回来,密涅瓦大学的学生只有一个学年是在旧金山的校区里读的,其他三年分别在全世界6个城市游学。
我们也可以做到。社会上有那么多的培训机构,把它们调动起来,就能变成一个个学习中心。
另外,应该在国家层面上打造一个互联网教育资源平台。现在很多学校和民间培训机构都在研发课程,但彼此是不打通的,这是一种浪费。国家应该通过政府购买的形式,把好的课程买来,免费放到平台上。这样,边远地区的、基础薄弱的学校,就可以利用这个平台了。
解放周末:在不同的学习中心取得的成绩,或者说学分,该如何被认定?
朱永新:随着时代的发展,学校之间的壁垒会被逐步打破。现在很多父母把孩子送去学校上学的同时,还把孩子送去民间培训机构,在家还让孩子上网学习。为什么不能整合这三种学习资源,彼此承认学分?这样既能让学生有更多选择,也能减轻他们的课业负担。
甚至还可以在家里学习,我一直呼吁在家学习的合法化。美国在家学习的人已经超过200万了,按照比例,中国预计可以达到1200万,甚至更多。
想明白才能真正改变
解放周末:这样的话,学校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朱永新:学校消亡是不太可能的,尽管国际上一直有学校消亡论。但学校的转型是肯定的,未来的学校会打破独立的校区概念,呈现个性化、定制化。
学生不再需要学校提供完整的知识结构,而是在完成自己最初的知识结构后,通过自主学习,建构起能满足自己需要的个性化结构。
教育应从以知识为中心改为以学生为中心。未来的教师也会变成孩子们成长的伙伴。扎克伯格提出,未来的教师是自由职业者。新东方合伙人陈向东最近办了一个“跟谁学”的教育电商平台,据说最年轻的英文老师才10岁。这就是能者为师。
解放周末:这必将引发教育考评机制的改变。
朱永新:入学考试是大可不必的了,学校的大门随时都应该是敞开的。
文凭的获得也会有所改变。通过一门课的考核就拿到一门课的学分,修满一个专业的学分就拿到一个专业的文凭,和你学了多久、在哪里学的都没关系。
最终,学历也会被淡化。一个人只要能通过严谨的评估,以证明他对某一领域的精通和了解,就能进入社会找工作。
解放周末:这种学校形态的变革对教育意味着什么?
朱永新:从信息技术产生以来,人们一直在努力探索变革教育。
最初,人们是在工具和技术层面上变革教育,PPT课件就是这方面的变革成果。后来人们发现,光变革工具不行,教学模式也必须变革,因此有了慕课、翻转课堂等。
但这些都没有对教育产生根本性的影响。美国前教育部长邓肯曾说,“我们在教育上的投入不能算不多,但远远没有产生像生产和流通领域那样的效果,根本原因就在于教育没有发生结构性改变。”
当下,我们已经站在了教育结构性变革的门口,能否真正开始变革和创造,取决于我们有没有勇气推开这扇门。
教育行政部门应该认真思考:未来的学校是什么样,未来的学习是什么样的。想明白了这些,才有可能真正改变教育的现状。
把自主权交给“农民”
解放周末:“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它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
朱永新:“钱学森之问”表面上是一个人才培养模式的问题,实质是一个体制问题,即如何让教育家办学,而不是教育行政部门办学。
解决了这个问题,培养模式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就像农民知道该怎么种地,把自主权交给农民就行了。
解放周末:您从2000年开始的“新教育实验”,就是教育家办学的一种探索与尝试吗?
朱永新:我们不敢自说是教育家办学,但我们确实是在脚踏实地地努力,希望在现有体制下,取得渐进的、微小的改变,以探索教育改革之路。
解放周末:何谓“新教育”?
朱永新:这个问题很多人问,甚至有人问:“你做‘新教育’,那我们做的都是‘旧教育’?”
实际上,新教育本身就是一个历史概念。了解教育史的人都知道,“新教育”于100多年前发端于英国。历史上一些伟大的学校和教育家,许多都属于“新教育”体系。比如杜威的芝加哥实验学校、日本的巴学园等。上世纪20年代,陶行知先生也曾把他们的教育探索命名为“新教育”,他们主张尊重儿童,通过教育变革去撬动社会变革等。
我们的“新教育”主张,与“新教育”历史一脉相承,当然,肯定也有我们自己的、新的主张,以及相应的新的行动。最初的理念设计在我2000年出版的《我的教育理想》一书中有清楚的表述。主要围绕6大行动展开:营造书香校园、师生共写随笔、双语口才训练、建设数码社区、聆听窗外声音、创建特色校园等。
解放周末:16年中,实行“新教育”的学校从1所发展到近3000所,有60多个当地教育行政部门与“新教育”合作,在区域内推行新教育试验。应该说,“新教育”已经成为目前中国民间最大的教育改革。在这一过程中,“新教育”的理念是否有所变化和发展?
朱永新:有。新教育实验本身是我们与实验学校和老师们共同的创造,在不断完善发展之中。比如从最初的六大行动到现在的十大行动,“新教育”的理念和行动在逐步丰富,但核心理念从没变过,那就是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
“新教育”重视教师和学生的幸福感,强调人的“完整的成长”。从人自身最终发展的完整性来说,就是要让每个生命成为最好的自己。怎样成为最好的自己?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学校教育应该成为汇聚“伟大事物”的中心。学校要通过各种方法,把人类最美好的东西呈现出来,让每个学生在和“伟大事物”相遇的过程中不断发现自己、找到自己,最终成就自己。
解放周末:这样的理念需要具体的、可实现的途径。
朱永新:是的。所有的教育理念最后都要以课程的形式落地和扎根。为此“新教育”建构了自己的课程体系:以新生命教育课程为基础,把人的生命看成是自然生命、社会生命和精神生命的结合,据此设计专门的课程。一类是新智识教育课程,分人文课程、科学课程和技术课程,即“真”的课程;一类是新公民教育课程,重点培养公民意识和契约精神,即“善”的课程;一类是新艺术教育课程,在中小学阶段,尤其是小学阶段,仅有美术课和音乐课是不够的,艺术教育应该成为美育的最重要手段,即“美”的课程;最后一类是特色课程,作为对以上三类课程的必要挖掘与补充。
好的教育并不害怕考试
解放周末:伴随着“新教育”的成长,质疑声也不曾断过,认为规模过于宏大,理想过于高远。
朱永新:有人说我是“堂吉诃德”,搞“新教育”的是一群“傻子”跟着我这个“疯子”跑。
我不太介意这种说法。很多时候,中国人就是缺少一种改革的精神、行动的精神。大家都觉得教育有病,但还在推波助澜,尤其是做父母的,生怕孩子落后一点点,拼命地报补习班。
也许社会就需要我们这么一群“疯子”、“傻子”。教育的智慧就是在现有的制度下去寻求最大的空间。
解放周末:您曾说过,就算戴着镣铐,也要跳出精彩的“镣铐舞”。
朱永新:是的。其实改变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难,带来的影响却要比我们想象的大。
比如我们有一个“缔造完美教室”的项目。新学期开始,老师带着学生一起为新班级命名,比如毛虫、蝴蝶、向日葵等,赋予班级一个生命的具象。然后设计班徽、班旗、班歌,制作班级日历,日历上有每个孩子的生日。以后每逢孩子过生日,老师和全班同学会送他一首诗或者生日故事,诗里嵌着这个孩子的名字。
学期结束会有一个“班级叙事”的系列活动:师生一起把这学期里发生的重要事情做成PPT,与父母和各科老师一起分享学生的成长故事;举行一个生命颁奖仪式,用师生共读过的书中人物命名奖项,所有人都有奖;全班同学共同参演一部“生命叙事剧”,剧本改编自共读的这学期最感动人的一本书。
就是这些看起来很细微的、琐碎的改变,让孩子们的学习劲头、精神面貌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慢慢地,它从一个班级,影响到整所学校,辐射到周围区域。
制度上的问题一时半会儿很难得到解决,但我们不能干等,与其抱怨,不如每个人作出自己的改变,从不同的维度去影响教育。
解放周末:但在教育体制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多数孩子终究还是要走上高考这座独木桥,教师也背负着各项繁杂的考核指标。
朱永新:好的教育并不害怕考试,江苏海门的“新教育”实验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海门开展“新教育实验”10年,考试水平不断提升,多项指标在江苏省名列第一。
分数不是我们的追求,只是对我们额外的奖赏,好的教育自然会得到好的分数。
病根还没被挖出来
解放周末:行动上的改变看起来简单,但背后是要对教育本质的认识先有所改变。
朱永新:说得没错。
现在的教育围绕着考一个好分数、上一所好学校、找一个好工作展开。小学把多少人进了名牌中学、中学把多少人考上名牌大学、大学把多少人找到好工作,作为教育成功与否的标准。用一把分数的尺子衡量所有的学生,结果自然就只有第一名这一个英雄,其他人都成了失败者,成为陪读生。
这从根本上就错了。
解放周末:关于教育的谈论从未停止过,但为何要在教育的本质上达成共识如此的艰难?
朱永新:虽然一直有讨论,但我并不认为讨论真正深入展开过,包括国家层面上,对教育问题也几乎没有进行过深入的、全方位的讨论。
大家看到的都是教育问题的表象,病根还没被挖出来。
解放周末:比如?
朱永新:就拿当下热门的公务员考试来说,为什么对学历要求越来越高?为什么不可以为高中生提供一个和博士生公平竞争的平台?根据我多年的工作经验,公务员做好工作,重要的是能力,而不是学历。
以学历为导向的考试容易鼓励大家对文凭的盲目追求,这种明显的学历歧视也给整个社会带来了不良影响,很多企业在招聘时甚至要求应聘者必须是“985”高校的毕业生。这种赤裸裸的对人才选拔的歪曲,是整个畸形制度设计的体现。
只凭学历来选拔人才是不公平的。人的能力有多种多样,不同的岗位需要不同的人才。
解放周末:非高学历者不招,但招进高学历者后,招聘单位往往发现,其实并不好用。
朱永新:中国人的等级观念根深蒂固,总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真正按照自己的兴趣和能力去选择专业和职业的人少之又少。不是自己的兴趣所在、不是自己的能力所长,要做好工作很难。
另外,我们的教育制度也没有在学校之间搭建可以通行的立交桥。而在国外,学校和学校之间是四通八达的,读职校的学生,只要想学、学得好,照样可以去北大、清华深造,但在国内,大家视职业学校为学习失败者的去处,身为职校生也天然地有自卑感。
解放周末:中国的教育改革究竟该往何处去?
朱永新:国家和个人都在强调教育对人的能力的培养,但这不是根本性问题。事实上,当人的主体自觉以后,主动拓展自身能力是件自然而然的事情。
现在教育的根本问题是缺乏稳固的精神基石。精神的基石没有夯好,能力还可能会把人带到反面。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教育如果只重视专业技能的话,就是一只经过良好训练的狗,而不是一个和谐发展的人。
教育改革应该回到教育的本质上来,应该回到人的素养、价值观、信仰和道德层面上来,唯如此,才能构建稳固的根基。 (记者 顾学文 实习生 查锦铃)